作者介绍：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寻找他山的历史》《思考中的历史》等，译著有《剑桥艺术史》《帝国斜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是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方法动态地介绍西方文明的特点、形态、其发展的过程、演变的经历、各时期的不同表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对西方文明有相对宏观同时又比较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懂得西方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它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各时代的特征如何，各时期的文化成就及它们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当代西方文明和西方社会，等等。

引言：

最初了解这本书是在高中历史课上。作为历史选考生要开始重学必修下世界史部分时，我的历史老师推荐我们阅读这本书作为补充材料。但我只当是一堆枯燥乏味的文字丢在一旁，再加之学业繁忙，这本书我只翻阅了中世纪的部分，并没有读完。
高中的历史比较应试，也导致我的思维局限在了“做题审题的逻辑”中，甚至一度以为这样的逻辑就是正确的真理。
历史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历史课对我而言多是补觉或者完成其他科目的作业的时间，甚至高考考纲的五本书，我只背了其中的两本就上了考场。虽然最后的成绩还算理想，但是我历史知识的掌握并不牢固，很多史实只停留在“知道，会答题”，但是不求甚解的程度。
现在我有了更多时间，重新翻开这本书，很多知识和史实我都曾学过。但是我竟始终没有跳出“高中应试”的模式，从别的角度思考过这些问题。历史是最讲求逻辑的学科，事件的因果和发展的脉络都值得我重新思考和审视。
在这本书中，钱先生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观点，也融合了其他学科以及各种史观和角度剖析问题，或批判，或解析。读起来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收获。
下面是我的一些读后感和基于这本书理论的思考。

第一讲人的出现，农业的出现：

我一直觉得史前时代的研究非常枯燥，史学家们就像小朋友吵架一样，为历史的出现时期和合理性吵得不可开交。很多事情无法证明，更无从证明。但是不可否认，这段时期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农业是怎么出现的？这是作者先抛出的两个问题。而我在这里主要探讨前者。

根据考古发现(如图)，人类的起源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所以地理环境如山川湖泊、自然环境等成为了影响人类起源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最先形成的文明的地区是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其他地区如欧亚大陆北部，非洲大陆，大西洋，印度洋沿岸因自然条件的恶劣阻碍了农业的传播，所以没有形成文明。

美洲曾形成过灿烂的文明结晶，但由于其交通闭塞。美洲人没有发明出来车作为载具，又没有“马”这种生物，因此缺乏物质的交流，文明虽然较为“先进”，但发展缓慢。

是的，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都会这样写，但是我们很少再接着想下去。有优质的地理环境，就有人类了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地理环境并不是人类起源的充要条件。

作者引入了西方近代史学界的观点，即历史的必然性。这样的观点似乎是被大众所接受的，比如工业革命的发生，亲王扫六合结束春秋战国。我们常说历史偶然中总有必然，甚至我们作为考生在参加高考作答“评析题”时，最后的总结部分也经常会这样写。但这种观点是对的吗？从结果推断前因是合理的吗？动物演化成人是生物进化链的最后一环，我们的祖先经过现代科学的鉴定来源于一种类人灵长动物。那么，这种动物有没有可能在当时没有进化成人呢？真正由类灵长类动物跨越到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显然，这个问题西方近代的史观就无法解释了。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这个问题最合理的答案，“适者生存”的科学性得到了证实和认可。但是，“适者生存”的前提是出现环境的“不适”，只有这样才会触发这个“机制”产生进化。那么这个机制的开关是什么？这一切的发生又该如何解释呢？

非洲的一道“自然界的奇观”——东非大裂谷给出了答案。东非大裂谷形成以后，西边仍然是茂密的森林，而东边的森林逐渐消失，形成了大草原。而这给原来生活在树山的类人猿提出了巨大的考验：失去了采摘果实的便利，失去了高空的保护，他们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威胁。

正是这样的变化，让类人猿学会了“站”，从而解放了前肢。劳动随之产生，脑容量随之扩大，它们也逐渐向他们转变。

这时又有一个困惑摆在我们面前：人类是单起源还是多起源？

这个问题看似有些奇怪，毕竟“独立发展,多地起源”曾经作为一道题的正确选项出现在我的试卷上。但是现代的DNA技术并不赞同这个特点。经过世界各地DNA的检测，所有现代人的基因都来源于肯尼亚的一个类人猿“黑色维纳斯”(如下图)。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是从同一个“家”出发的。按照这个理论，先前关于人类史前史的所有看法都被颠覆了。

关于单起源还是多起源的问题，到现在史学界都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这不单纯是一个科学问题，更是和各个国家、民族的感情纠缠在一起。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农业的产生。人类在进入农业定居社会前依靠渔猎采集为生。这样的生产方式劳动代价并不大，营养很好，劳动产物也足够丰富，那为农业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些课本上会解释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生”。但是这样的解释从根本上是有问题的。因为既然没有农业，何谈生产力？渔猎采集为生足够稳定，又为什么要发展？

因此作者并没有将农业的产生归因于生产力的进步，而是地理环境的变化——全球变暖。冰期过去，部分动物开始北上，环境的变化再次触发了“适者生存”的机制。部分人类选择留在原地而没有像其他游牧人随着动物北上(纽因特人的前身)。

选择留下也就意味着食物的减少，正因如此，种植和畜牧被创造出来。大动物走了留下了小动物，山羊被人们驯化，而植物也被人们发觉可以“种植”。农业随着种植和畜牧的出现而诞生。人们也定居下来(这是农业产生的必然结果),并且迅速繁殖。当人数达到饱和，人类就不得不开始迁徙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9500年后人类就扩展到了各个文明地区。

农业直接引发了文明，把人类带到了文明阶段。

第二讲西亚、北非和文明的出现：

个人对这一部分并不感冒，并不是因为这段历史没有意思或者作者写得不好。只是因为这段历史太过模糊，很多事件只能还原个大概，没有办法给出确切的结论。很多灿烂的文明也因入侵、自然灾害等因素消亡，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由于本人艺术鉴赏能力不高，对于那些留下来的文明结晶，除了能发出赞叹和感慨外，似乎也不能产生什么其他的思考或者触动。

作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也解释了文明来源：农业是一种扩张的力量，它要求越来越多的土地。

有了农业就会定居下来，从而产生更多人口，进而出现了很多公共事务，需要人们协同劳作。在此基础上分工和专职就变得重要了。有一部分人能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出现了“长老”，“巫师”，“法官”，“士兵”，进而产生了早期国家。

国家是一种机制，历史课本中将国家的出现解释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马克思的理论)。这样的解释当然是合理的，但或许不是唯一合理的。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观点可以概括为：随着农业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自然而然产生国家。个人认为这两种观点不分对错，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分布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但是作者却提出：相对狭小的区域比较有利于文明的留存。当相对狭小的区域一下子出现很多文明的时候，各个文明地区相距不远，彼此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有学习也有争斗。这样便会形成一种生存机制，促使文明不断进步，也有利于文明的留存。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西方世界，因为文明的产生和留存离不开稳定的外部环境。

首先，战争会带来破坏，尤其是古代帝国。征服很大程度意味着同化，意味着另一种完全不同势力的统治。我们所见到的两个流域的文明留存只是极少数的特例，就像作者所说的，世界上被消灭的文明远比留存下来的文明更多。

其次，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需要竞争，但更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应该说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刺激可以发展文明。如果处于混乱时代，任何势力都难以站稳脚跟的话，文明即使进步，也终将被破坏而难以留存。竞争是促进文明进步的动机，但是稳定的环境是把这些进步得以应用传递和保存的必要因素。

作者接着介绍了第一个国家——苏美尔。又讲述了古巴比伦到亚述再到新巴比伦的王国更迭史。但由于年代过早，很多史实也只是停留在“已知发生过”的程度，很多细节诸如时间、人物和过程都只是大概，所以并没有勾起我的兴趣。而真正吸引我的是古巴比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汉谟拉比法典。

现代法律体系相对成熟，这种成熟是建立在社会已经发展了成千上万年的基础上。对于早期国家来说，社会和阶级虽然已经形成，但远没有现在成熟，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也是十分落后的。正因如此，古巴比伦法典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和“为了追求公正和正义，是强者不可以压迫弱者”的主旨让人惊叹。因为这和现代法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在3800年前提出维护“公平公正”的根本理念，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要知道，法典发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宣扬君权神授。虽然阶级是所有法律不可逃避的主题，但当时的社会毫无公平正义可言。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者仍然想用法典的方式来缓解阶级分化的矛盾冲突，解决社会问题，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无疑是非常先进的。

并且这部法典还一定程度上提出了“社会福利”思想，为没有生活保障和失去生产能力的人提供庇护，这无疑是领先数个世纪的尝试。要知道中国古代最早有社会福利的思想是在周代。

只是当时所谓的“公平正义”和维护的方式在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比如当时的法律不讲究动机，而只注重结果。即使你是无意识的伤害到他人，也同样触发强制性的“以牙还牙”机制，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典也并没有保护当时的支柱产业——农业，而是注重对商业的保护，并且保护的方式也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比如买到假货告状，被惩罚的不是卖假货的人，而是告状的，理由是没有分清货品的真假，这在现代人看来无疑也是十分可笑的。

但是这样的局限性并不能掩盖这部法典的光辉。

不同于两河流域文明的频繁更迭，古埃及的文明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古埃及在地理上四方都有天然屏障的保护，可谓“得天独厚”。甚至两千多年古埃及国家一直延续，没有出现重大变化。这是不可思议的，从东汉到现代的跨越也不过两千多年。

古埃及还有一点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形成的以法老为中心的专制制度将法老与神画上了等号。历史上专制政权无数，但是少有能将君权和神权直接画等号的存在。这意味着古埃及民众对法老，即统治者的崇拜达到了极致，甚至等同于对无上意志——神明的崇拜。法老的权力无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后来遇到不够强势的国王时，地方势力开始增长，直到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混战。古埃及也由“古王国”时期向“中王国”时期过度，“中王国”时期又被称为“埃及的封建时期”，这个“封建”并非中国历史的“封建”，而是西方史学界所定义的“封建”：权力分散。

读到这里，我觉得埃及文明和中国古代历史有一定相似性：外部的地理因素得天独厚，很少受到外敌入侵。内部统治都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当中央势力衰落之时，就会导致干弱枝强，地方割据，再进一步引发政权更迭。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迈入“新王国”时期后，埃及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政体。并且由于“中王国”时期被外地入侵而被迫学会了打仗，埃及人开始对外扩张，并最终形成帝国。但这种扩张也把埃及暴露在其他人的觊觎之下。利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先后征服埃及，建立王国。其他文明涌入，成为了主导性的文明。也正因如此，今天的埃及不再是古代埃及的直接继承者，而是掺杂了很多地区的文明。

第三讲欧洲文明的起源：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欧洲文明的渊源、希腊的政治发展以及希腊城邦与战争。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用大段的史实铺排，而是从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史诗出发，展开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听到诸如史诗、神话等词都会觉得可信度很低，不屑一顾。认为史诗更多的是诗，做了过多夸大其词的加工而完全丢弃了史。高中历史的史料分析题亦是如此，当看到给的材料类别是史诗神话的时候，答题的语言就变成了：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主观色彩浓厚，可信度不高，史料价值低。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史实只是一个民族远古时代的浪漫罢了，与现实毫无关联。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嘛？

相传众神首领宙斯相中腓尼基国王女儿“欧罗巴”，便化为公牛降落人间与欧罗巴玩耍，当欧罗巴骑上公牛时，公牛猛地狂奔到海边，劈开海浪狂奔两天两夜到达克里特岛求婚。诞下子嗣成为米诺斯王国的国王。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头怪牛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国王为了制服怪牛想了个办法：建造一个迷宫将怪牛关押在迷宫中，这样天下便太平了。可以看到希腊神话的特点就是这样，所有的神话故事都可以串联到一起最终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神话终究是神话，这些故事听上去很荒诞离谱，并不会有人把这样的故事当成真实发生的历史去研究。可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考古学家去发掘米诺斯王国的时候，竟然真的找到了迷宫，继续挖掘竟然把整个城市都挖了出来。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一个古代王国的存在，而且地理位置也和“腓尼基”所在的位置接近(今天的黎巴嫩一带)。也说明了，神话之中确实隐含着真是成分，而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编造。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忒提斯与帕琉斯结婚宴请诸神时，由于忘记邀请“纷争女神”厄里斯，厄里斯不清自导，在婚宴桌上放置了一个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然而“最美女神”有三位竞争者：赫拉，雅典娜，维纳斯。宙斯让她们三个人去特洛伊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并说他一眼就能分辨谁最漂亮。最终帕里斯选择了维纳斯，维纳斯作为报答把斯巴达城最美的女人海伦带到了特洛伊城，帕里斯得到了海伦。

但希腊人却无比愤怒，团结起来攻打特洛伊城。最终依靠“木马计”，特洛伊木马在半夜中冲出来，里应外合，攻下特洛伊城。这便是《荷马史诗》中描绘的情景。

但离谱的是，德国人谢里曼证明了《荷马史诗》不是“诗”而是“史”。他从小便喜欢《荷马史诗》，在经商赚到钱后，他便开始寻找特洛伊城。他对照着《伊利亚特》中的描述，挖了几个月之久，竟然真挖出来了《荷马史诗》所描绘的城市。这看似荒唐的故事不仅是考古学上的一次奇迹，更是证明了迈锡尼文明的存在。

何为史诗？史诗来源于真实事件的改编。事件的亲历者将这些故事告诉民众，而其中便会存在一些瞎编乱造的成分。等这些故事传到吟游诗人那里，为了吸引听众，他们又会不断地把故事编的离奇。最后有人把故事整合到一起，形成“史诗”。

诚然，史诗的史料价值不大，很多故事都十分离奇，浪漫主义色彩浓厚。但有别于中国古代的传说故事，西方的史诗都在考古中得到了部分验证。也就是说，史诗中发生的故事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是可以作为研究真实历史的参考之一，甚至在文明起源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希腊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城邦国家。抵御外敌入侵时是一个国家，而平时则以城邦为政。此外，只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各个城邦才会休战停火。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由此诞生，并且传承了千年之久，直到当今。在古代，体育跟战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国家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投壶射箭，更不同于君子六艺，体育在西方所承载的远非礼仪，更多的是头破血流的拼搏精神。每个项目对于参赛勇士来说只有胜败两种结果，没有谦让可言。这些内涵一以贯之，延续至今。

对西方人而言，希腊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度的创新——民主。这也是为什么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者一直崇拜雅典城邦而对斯巴达嗤之以鼻。认为雅典政治史现代民主的前身，而斯巴达的寡头政治阻碍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雅典人的“公民”这一概念真的是正确的吗？雅典的民主是“民主”吗？

要知道，雅典仍处于奴隶制社会，雅典自由民各个等级的家里多多少少都有奴隶，他们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的残酷程度不亚于其他国家。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那是五花八门，从鞭打开始、直到吊起来、抽筋折骨、剥皮、绞杀烧死从鼻子里灌醋、在肚子上压砖…这一切对奴隶的虐杀构成雅典古典文明最阴暗的一面，却也是最本质的一面。

奴隶、女性和未成年人都不具有公民权。所以雅典的政治制度是“外观的民主，实质的独裁”。最为重要的十将军是城邦内少数官员是不由抽签出任，而是采用选举形式的，而且可以连任多次。然而即使是民主选举产生公职人员，他们也没有任何收入，因此这样的民主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穷人是不愿意成为公职人员的，所以从本根看，这样的民主仍然是贵族执政。高中历史课上老师也说过雅典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不专职的民主”、是“效率低下的民主”。

那为什么西方人如此崇尚雅典的政治呢？是因为他们把雅典人的制度抽象化了：雅典没有国王，而斯巴达人名义上是有国王的。但是斯巴达的国王并不掌握实权，唯一的作用是作为战争的指挥者。

人们还指责斯巴达人从小就要接受残酷的战争训练，殊不知雅典的鼎盛时期——伯利克里时代就是雅典的战争时代。伯利克里声称要实现理想——民主，但他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是统一和建立帝国，从而控制希腊世界的所有财富。这难道是我们理解的民主吗？显然不是，其实质更多的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