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古代希腊文化 ：

这一章主要讲了希波战争、马其顿征服、希腊化时期以及希腊文化与艺术。这一章节内容较少，主要内容放在了艺术文化上。但是由于本人艺术鉴赏力不高，对这部分无法进行点评。所以想聊聊作者谈到的，希波战争开始出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战争前丑化对手，将其妖魔化。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人怎么丑化对手，以至于把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永久埋在了历史的叙述中。直到现在人们都说西方是民主的，自由的；而东方是专制的，奴役的。西方是美好的，理想的；而东方是黑暗的，罪恶的。这个说法可以归结于专有名词“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词的渊源就是希波战争。

当时波斯处于强势，而希腊处于弱势。所以希腊人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培养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形成一种能够让希腊所有城邦都认同的观念。要知道当时的希腊属于城市国家，处于竞争分裂的状态，让这些城市突然认同是不容易的。所以一种说法就出来了：希腊是自由的，波斯是奴役的；希腊制度是美好的，波斯制度是罪恶的；希腊的城市代表自由，而波斯帝国代表强权。正是通过这种意识宣传，成功唤起了“希腊人”的共同意识，为保家卫国而战。这种所谓的“希腊自由”的信念实际上只是起着一种振奋士气的作用，可是战争胜利后，这样的观念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了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固有偏见。

我们且不谈后续的影响，这种“口号”的作用是巨大的。其鼓动作用无异于一种信仰，一种哲学。这些听起来有些“鸡汤似的，口号似的”在当时就是一种强大力量，让士兵变成了他的信徒。这也是为什么宗教的信念力量能让一只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变得无坚不摧。因为没有人是懦弱而畏惧牺牲的，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希腊的做法无异于把东方比喻成邪恶势力，当然这是强加的无稽之谈。但就是这种无稽之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不仅帮助弱势方的希腊人取得了希波战争的胜利，更是不可思议的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延续了两千多年仍未消散。

这样的偏见在现在听来是完全不可相信的，但在当时的希腊却化为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希腊人骨子里对自我文化的认同和对外界不了解而又缺乏批判思维的愚昧。没有人辩证的考虑这句话的对错，而是选择盲目的相信，成为了谣言的信徒，成为了这种歪曲力量的刀与矛。

当然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时代苛责古代人，毕竟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解放。但是仍然可以看到愚昧这种力量的强大与可怕。人们容易产生极大的自我认同而对外界的所有黑暗都选择无条件的相信，这就是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民众的认识认知。

我并不想用现在的思考批判希腊人，我想做的是对比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的这种手段。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不断。但是古时战争要讲究“讨伐的原因”，这和古希腊人丑化对手的行为由于相似之处呢？

所谓“讨伐”本身就是发起战争的不义之举，但是为了能团结士兵，鼓舞士气，总要找出一些敌人的问题，从而使自身变成所谓的“正义之师”。当然除了讨伐夏桀商纣这样的起义结束乱世推翻暴政被认为是合理的以外，大多战争的挑起都是毫无根据的胡诌。虽然中国大多数战争并没有涉及到和“外国”作战，这种东西方的观念也就没有建立。但是无论是诸侯争霸还是农民起义，作为领导人总会想出各种理由，甚至编造一些莫须有的故事来让群众相信自己，鼓舞士气。这样的谎言和希腊人贬低东方人的专职奴役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希腊人所使用的观念更加“形而上”一些，而古代中国所采用的战争接口都更为直接一些罢了。

这些战争借口对内可以鼓舞民众，振奋士兵的士气，对外可以使战争变得“正义化”、“合法化”。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世界，战争的挑起和应对本质上都离不开丑化妖魔化对手。

第五讲 古罗马政治与社会 ：

作者在这一讲中先后介绍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蛮族入侵和罗马的文化。

在历史课程的学习中，我们总说历史的进步性。这样的史观也经常出题，或者作为评析题总结部分的答案。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诞生，除了黑暗的中世纪以外，我们总说站在宏观的视角，历史是不会开倒车的，却很少思考，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过绝对呢？

当然站在最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句话一定是正确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发展，人们总能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从制度到思想再到技术都能取得新的成就，而这些成就又反作用于生产，使得生产力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闭环。

但是当我们看罗马帝国的兴衰史时，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罗马共和国确实由罗马帝国取代。从多人执政变成一人的军事独裁，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车吗？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非常漂亮的一段论证，我想直接引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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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也许觉得很奇怪：怎么罗马的政治制度”退步”了？我们习惯于一种思维方式，叫”历史进步论”,意思是说历史总在”进步”，越到后面就越好，因此王国应该排在前面，共和国应该排在后面，共和国比王国好，王国比部落好，部落比群居好，等等。我们习惯于一种从”落后”到”先进”的排列顺序，认为这是历史规律，因此从共和国变成帝国就倒退了，因为共和国是好多人统治的，帝国是一个人统治的，从好多人统治到一个人统治就是”退步”。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是不是后面的东西一定比前面的好，其实是不一定的，也许有些东西”好”，有些东西反而”不好”;我们只谈政治制度的问题，谈谈政治们介绍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制度的”好”与”不好”。以前向你多德这些人脑子里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什么，他们认为是”混合制”。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充分的论述，他说，人类有三种政治制度，第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第二种是少数人的统治，第三种是多数人的统治。一个人的统治分成好的和坏的，好的叫”君主制”,坏的叫”暴君制”：君主制是英明君主的统治，为国家、为人民，专门做好事；暴君制是暴君的统治，杀人、放火、时时做坏事。少数人的统治也分成好的和坏的，好的叫”贵族制”，坏的叫”寡头制”：贵族统治彬彬有礼，好像家长爱护子女；寡头统治则蛮不讲理，胡作非为，以势压人。多数人的统治同样分成两种、好的叫”民主制”、坏的叫”暴民制”：民主制是理性的、多数人的协商，按规矩办事，相互尊重，暴民统治则是任性胡为，乱打乱杀，毫无秩序，如野兽一般。亚里士多德生活在两千多年前，他说的这些话居然在现实当中一再重现，到今天为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超出这三种类型、六种形式的政治制度出现。因此按照他的说法，问题不在于有多少人在统治，而在于统治的”好”和”坏”，并且在他看来，暴民统治是最坏的统治，因为在暴民统治下，一切规矩都没有了，所有的人都互相敌对，把其他人当作仇敌，社会因此混乱无比、流血成河。亚里士多德设想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混合制”，也就是把”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结合在一起，既能兼顾各种利益，又能吸取不同政治制度的优点，避免缺点，做到完美无缺。不过，迄今为止这种制度都没有出现过，它只是亚里士多德的设想。事实上，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是我们在议论政治制度时必须十分明白的。在罗马，共和国不能应对社会的全面混乱，因此一种新的国家形势出现了，它解决了国家混乱的问题，它是”好”还是”不好”?

当时，亚里士多德已经去世300多年了，共和国却走到了末日。面对它内部的种种矛盾，共和国完全没有应对的机制，相反，局面越来越混乱，各派政治力量都依靠暴力争夺权力，将军们则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把军队作为争权的工具。对很多政客来说，共和还是独裁、贵族还是平民，都只是蛊惑人心的口号，掩饰不了争权夺利的实质。到那个时候，许多人期待的”好”就是结束混乱，恢复秩序，停止无休无止的流血战争，让百姓回到平静的生活中去。一个时代哪一种政治制度”好”，完全是由那个时代的需要所决定的，是那个时代民众最迫切的要求的体现。现在有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尤其是西方理论家，把政治制度的”好””坏”绝对化，按照他们自己的标准贴上”进步”或”落后”的标签，其实质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西方自己的历史也不为这种理论提供依据，罗马从共和国转变成帝国，恰恰证明政治制度的变化完全依据当时的时代需要，不存在”进步”或”退步”的问题。类似的情况在希腊就曾经发生过。大家记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希腊世界一片混乱，结果就出现了从雅典的”民主”制度向马其顿的”专制”制度”倒退”的情况。很奇怪，西方的历史书在谈到这些情况时总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而它们对罗马帝国，对恺撒、屋大维这些人物一般又都是正面评价，所以具体到他们自己的历史问题时，”进步”与”倒退”这些判断”好””坏”的标准都不见了，可见这些标准是何等的意识形态化。

罗马在混乱中转变成帝国，国家在深刻的危机时刻发生了变化。屋大维掌权后把国家的政体完全改变了，从此后，罗马就在一个强大的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帝国的历史由此开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一个人的统治有好也有坏，多数人的统治也是有好也有坏；奥古斯都的统治算是好的，但他去世之后就出现了暴君。奥古斯都以后差不多200年时间中，一半是坏的统治，一半是好的统治。坏的典型是尼禄（公元54-68年），大家都说他是暴君。尼禄之后出现”五贤帝”（公元96-192年），包括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他们被看成是好皇帝，相继执政近一百年。这是罗马帝国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帝国最强盛的时期。

在帝国早期，皇帝的产生比较规范，主要的程序是由前一任皇帝提名自己的接班人，然后交给元老院批准，元老院的权力还比较大，保留着一点共和国的特色。这种情况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禅让”制：尧举舜，舜举禹，可是禹把权力交给了儿子。罗马”五贤帝”中的最后一位马可·奥勒留也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公元180年），而他的儿子康拉德却是个暴君。这样，就有人挺身而出推翻康拉德，采用的是宫廷密谋手段。从这时起，罗马帝国制度上的缺陷就暴露无遗，而且不可收拾了。帝国没有设计出一套制度性的保障，让权力能够有序地交接。康拉德本人死于非命，他死后，因为没有指定继承人，各地将军就带着自己的军队来争夺政权，于是历史又走到两百多年以前去了：谁掌握军权，谁就得到国家。问题变得很严重，最高统治权要通过战争来取得，国家因此就变得天无宁日，所有的将军都试图争夺帝位，有时候，一年中会出现两三个皇帝，然后又都被其他人杀死。对于国家来说，有保障的权力交接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是一片混乱。罗马帝国没能形成这种制度，这是它最终灭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世袭制和民主制。世袭制是儿子接老子的班，民主制是投票选举领导人，两种制度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有权力交接的制度性保障。中国的帝制，政权交接程序非常明确，长子继承，或者立太子，尽管立太子的方式会很复杂，充满了各种宫廷阴谋，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保障，所有的人都接受，结果中国的帝制延续两千多年仍能存在。那个时候人们不会选举，也不可能把农民都找出来投票，因此每当出现政权交接，要么按照”龙生龙，凤生凤，皇帝的儿子当皇帝”的原则办，大家都接受；要么就大打出手，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办法做。每当一个皇帝死掉就打一场仗，因此就”生灵涂炭”，大家受得了吗？所以，长子继承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再看民主制度。民主制究竟是什么，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从政权交接这个角度看，会发现它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有序的权力交接手段。现在发育良好的民主国家，民主的重要作用就是用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和平手段有序交接政权，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人都接受游戏规则，即选举的规则，任何一方破坏规则，选举就毫无意义。你们看现在的埃及，埃及就出问题了，一方不接受选举结果，想用非程序的手段推翻这个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会无休无止地乱下去，各方都不会接受任何结果。到最后，人们会希望看到有一个强人出面来收拾乱局，”民主”也就不存在了。一个人破坏，整个游戏就无法进行，这和打扑克是一样的。打扑克要有规矩，一个人翻桌子、砸牌，游戏就告吹了，民主也是这样，有一方翻牌就要打架，不是用拳头打，而是用飞机、大炮。

回到罗马。公元180年以后，帝国进人混乱时期，又是一百多年的混乱，始终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合法地产生继承人。其中有50年时间，公元235-284年，出现了26位皇帝，而除了其中的一个寿终正寝以外，其他都死于非命。这样，终于把强人再次引上政治舞台。第一位是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第二位是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他们都是军人，也是后期帝国最出名的政治人物。戴克里先上台后立刻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是军政分离，结束军人干预政权的局面。他试图建立一种制度性的政权交接方式，把帝国分成东、西两个管辖区，每一个管辖区有一个正王、一个副王，正王离职后由副王接替，希望这样能够使政权交接制度化。但当他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副王之后，争夺权力的战争又开始了，直到君士坦丁夺取权力，实行他一个人的独裁统治。他还想把权力传给儿子，实行世袭制，但世袭制在800年以前王政结束时就废止了，共和国以后就不再实行。君士坦丁把政权交给三个儿子，让他们每人管理帝国的一个部分；这又立刻引起三个儿子之间的战争，政权交接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此后一直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苟延残喘，间或出现一个强人，天下就比较太平；但权力斗争始终不断，帝国内部战乱不已。不能解决制度性的权力交接问题是罗马帝国解体的重要原因。有趣的是，自公元前8世纪罗马建城以来，罗马国家经历过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出现过的所有政治形式，却唯独没有民主制，它同时又抛弃了父传子继的世袭制，而这两种制度恰恰是能够保证权力交接制度化的方法。罗马为什么没出现民主制，为什么不能找到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这是我们在读罗马历史的时候，应该好好去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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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看这本书最想得到的东西，跳出所学知识的局限，去拥抱更多的观点，看到更多元的历史性探讨。我们站在现在的视角总结历史，总是想得到一些必然性、原理性的真理，这样的观念有时就难免陷入绝对化的漩涡之中。我们不能钻牛角尖儿，而应该关注一些历史的剖面和节点，从一个史实或者历史现象入手，从现象出发去讨论其背后的原理，这些历史中的小点有时更值得我们关注。

第六讲 基督教的产生 ：

作者先后讲解了犹太人的故事、一神教、基督教的出现和基督教会。

本身对宗教毫无了解也毫无兴趣，感觉宗教在中国，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并未产生什么深厚的文化影响。身边人都是无神论者，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有着宗教自由，但是宗教似乎离我还是太过遥远。所以没有兴趣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我。宗教在古代并不能直接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但奇怪的是，在所有有古文明的地区，都产生了宗教，而且这些宗教还有共同之处。站在宏观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会觉得有些奇怪了。

毕竟，所有文明区域都产生了农业，因为人们需要适应环境需要生存，这是极其容易理解的。所有文明区域都产生了国家，因为农业生产带来阶级分化，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时，强制机关和国家随之产生，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似乎在我看来，宗教并不能产生农业和国家带来的类似的效果，或者说效果并不显著，但是所有文明地区，无一例外的均 产生了宗教，这是为何？宗教又是如何产生，乃至让很多人信奉的呢？作者在这本书中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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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如何产生宗教意识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讲不了那么多，简单地说，大体情况是这样：大家知道，人的始祖和动物起初并没有区别，只是动物当中的一种。可是随着人的发展，他慢慢产生一种意识，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不同，人是一种特殊的物体，这种意识把人从自然界剥离出来，变成一种外在物。举例说明，比如牛、羊、老虎、狮子，这些动物有没有意识或者思维？其实也是有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它们怎么思维，可是我们说这些动物的思维活动并没有把自己和自然界分开，它们会认为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生存的环境完全融合。但是人到了一定阶段，会把自己从自然里拉出来，认为自然界没有他，他不是自然，这就是自我意识。一旦人有了自我意识，认为他超越于环境，人就最终形成了，他就离开了自然。

但是当人把自己从自然界抽离出来后，接着就出现一个新现象，他发现外部的自然世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出于自己，他不能控制；相反，自己反而随时随地被自然控制，被它掌握，被它打击，经历很多很多的磨难﹣﹣狂风、暴雨、毒蛇、猛兽、干旱、山洪、食物短缺、天寒地冻，等等，人都很恐惧，这些威胁着人的生存。但是另一方面，人又会感到自然赐予自己很多资源，比如水、阳光、食物等。所以人会把自然外界理解为有精神的东西，和人一样，有思想、有生命，是一些生存的存在。一旦人把外界理解为”非我”，很快就出现一个逻辑：人感到外界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自然是有灵的、有意志的。早期宗教信仰就起源于人与自然的分野，起源于外界强大的力量。接下来，人会认为外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灵，每一个精灵都是神。比如他听到风声，就认为风后面有一个神；看到河流，就认为河里面有一个神。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中国民间信仰里有风神、河神、山神、树神，有土地神，当然还有天神、雷神、电神，动物后面也有神。但是，神是什么样子？你看不到风，只能听见风声呼呼地响，而风神是什么样子？于是人们就想象一下，把”风”人形化了：他长着白胡子，留着长头发，胡子和白发呼呼地飘摇，身上的大袍子也呼呼地发响，风神就出现了。世上万物都有神，多神教就是这样产生的。

随后，在众多神中，会有几个主要的神地位被抬高，神的地位开始不平等，就好像人类社会一样。被拔高的神体现在一两个形象中，比如宙斯和赫拉，或者中国的玉皇大帝、印度的梵天等。这些神高高在上，比如古代波斯的拜火教有两三个主神，代表光明和黑暗，金庸的小说里张无忌属明教，明教就是拜火教，光明是最主要的神。到以色列民族，所有的神性集中到一个神身上，这个神叫耶和华，于是一神教就产生了。这在人类宗教史上非常重要，因为神太多了人就顾不过来，比如罗马有几百个神，每个神有一个节庆日，每年就要有几百个节庆日。如果集中起来成为一个神，这个神就是至高无上的，人们随时祀奉他，他就和人立了约。开始的时候，神从万物中走出来，神是人格化的，具有人的外形；后来神又被去人格化子，他被高度抽象，成了至高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完全看不到，只能靠想象。到这个时候，神不仅是唯一的，也是虚无缥缈和无所不在的，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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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基督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一点在于，基督教是一神教。而其他文明所信奉的多是多神教。这是基督教得以迅速发展并且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神教的宗教活动可以得到简化，所需要的经费和精力都会大幅减少。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关于统治者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其实大多数宗教在统治者看来都不过是邪教异说，很多宗教都在统治者的打压下消失。但是基督教却不断地发展壮大乃至成为了罗马的国教，这是不可思议的。这不仅来源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更来源于统治者关于宗教利用意识的觉醒。

其实宗教的壮大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而统治者也可以利用宗教将政治与神画上联系，从而让自己的统治更具有合理性。甚至中世纪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基督教会和国王的关系一直是相互依靠和相互利用的。有的时候神权权力更大，有的时候王权权力更大，两者彼此依存又彼此制衡。

基督教的出现有它的背景。罗马统治时，以色列民族遭受巨大的苦难，人们都在等待弥赛亚，都希望救世主降临。这时会有很多人站出来说他是救世主，耶稣·基督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有人暴动，有人起义，有人闹事，有人刺杀，也有人宣传忍耐与等待，耶稣·基督就主张等待上帝，上帝会将末日的审判带到人间。他的说教对苦难大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受到很多普通百姓的欢迎。

基督教刚出现的时候是穷人的宗教，统治者对此都感到恐惧，他们担心基督教会成为穷人造反的旗帜，宗教聚会则变成有组织的反抗，所以当时的统治者竭尽全力要消灭这种异端邪说。但统治者没有看明白的是，基督教宣传的是末日，末日不在今生，而在死后，因此不会对现时的统治者构成威胁。等到统治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接受这种新的说法，并力图将其转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工具。

其实宗教从来都是双向的，它既可以为政权服务，也可以成为推翻政权的武器；在多数情况下，宗教很容易为统治者所利用，特别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它的基本观念就是忍耐，等待上帝的最后审判。

所以，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就成为罗马的国家宗教了，转折点发生在君士坦丁做皇帝的时候。公元313年他终止了对基督教的迫害，允许信徒自由信教，临终的时候，他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这以后，罗马除去一个皇帝外，所有的皇帝都是基督徒，新的宗教也被宣布为罗马的国教，而其他的宗教都不合法。

原始的基督教到这时就改变性质了，它不再是穷人的宗教，也不是贫苦大众的精神避难所，它成了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了统治的工具，完全为统治者说话。宗教的仪式越来越奢华，教会摆排场，铺张炫耀，高级教士峨冠紫袍，与世俗的贵族无异。基督教的正宗地位也由此确立，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虽说从19世纪起，政教分离，”国教”的地位已经丢失了，但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标志仍然不可动摇，其基本理念也有形或无形地渗透在西方人的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