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那一块土 书评4
第九讲 欧洲向近代过渡 ：
这一讲内容非常非常多，其中很多都是很重要而且我不太了解的，所以篇幅会场一些。作者着重介绍了知识与科学的解放、农奴制解体、民族国家和重商主义。后面三个主题内在联系紧密，也是欧洲从黑暗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重要路径。而这些在历史书上的介绍是很少的，大概也就用了两三页的篇幅介绍了王权的增强，甚至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只是出现在知识补充里，所以我此前对这一部分的认知也极为有限。
接着上一讲的文艺复兴，我们来看看政治理论的进步，这一进步为此后的王权和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封建时代也具有创新意义。在政治学家中我们特别要提到马基雅维利这个人，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后世学者往往把他看作近代政治学的第一人。
马基雅维利最大的特点是把真实的统治技巧作为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说，治国术是他研究的对象。他摆脱中世纪那种以神学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羁绊，他最主要的著作是《君主论》，这本书一直到今天仍然享有盛誉。我们看这本书，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如何阐述真实的治国术，教统治者比如国王这样的人如何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则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知道究竟说它好还是说它不好，因为，一方面你会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另一方面又感到难以接受，甚至厌恶。因为一些说法不符合人们的道德期待，”好人”和”好统治者”二者之间似乎不可兼得。
我们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这个人及其学说？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脱离中世纪的神学框架来讨论政治学、指导统治术的政治学宽，他是意大利人，曾在佛罗伦萨担任高官。当时意大利四分五裂，有许多城市国家（佛罗伦萨是其中一个），城邦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动乱非常频繁。马基雅维利在写作《君主论》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要做帝王师，指点统治者治国之术。对他而言，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君主强大，是理想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依赖坚强有力的统治者。
当时的意大利太乱，统治者太多，相互不服气，各城邦之间彼此争斗，战争不断，意大利因此而羸弱不堪。他希望看到强大的统治者出现，统一意大利，把它变成安定样和，繁荣富强的国家。为了这个目标，统治者可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标准，只要能统一意大利、强盛意大利，任何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
马基雅维利后来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会把那种不择手段、不顾道德标准而谋取政治利益的人叫作”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当然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但如果我们把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学说放到时代的背景中去，我们又能够理解他，并且意识到其学说的历史意义，因为近代世界之始，确实是以强大君主的出现为缘起的。
接下来要说的是农奴制解体，农奴制解体也是削弱贵族从而提高王权的前提之一。中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农奴制在西欧解体。农奴制是中古早期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它的基础是土地分封、庄园制度，庄园中的农民不可以自由离开自己的土地。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中世纪晚期，农奴制开始瓦解了，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黑死病，二是农民的反抗。
黑死病和农奴制看起来完全没有联系，鼠疫的爆发为什么会导致农奴制的解体呢？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消失，等黑死病过去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劳动力没有了。庄园经济需要靠农民种田，而农民就是农奴，可是等社会从黑死病的震撼中恢复过来时，各个领地上都出现劳动力紧缺的现象。人没有了，地却不能不种，活着的人不能不吃饭，领主不可能让他的土地荒芜，于是，有些领主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寻找劳动力，只要能找到劳动力，什么样的方法他都使用。
中世纪土地分封制度有一个忌讳，就是到别人的土地上去挖劳动力，那等于是拆别人的台，这是封建规范所不允许的。但是现在，只要有人来种地，无论他从哪里来，也不管他过去做什么，是不是别人家的农奴，只要愿意来种地，领主就欢迎。按照封建规范，农奴是不可以离开自己土地的，他不可以逃跑，逃跑的农奴都要被抓住送还给他原先的主人。但黑死病之后，有些领主就鼓励他人的农奴逃跑，把他们招引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让他们种地，把他们保护起来，甚至给他们自由，不再是农奴。这种办法很吸引人，许多农奴开始逃跑。不愿解放农奴的领主就面临风险，他将丢失劳动力。
为了留住劳动力，更多的领主解放农奴，渐渐地，农奴制解体了，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农民。随着农奴制解体，领主也开始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以前，领主把土地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自己使用，另一部分切成小块，分给农奴去耕种，作为交换条件，农奴要到领主的自用地上去劳动，为领主种地。
现在情况变了，领主把所有的土地交给农民，让农民耕种，向农民收租。起先只要求实物地租，也就是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慢慢地，领主要求交纳金钱因为金钱比实物好，金钱可以买东西，可以买任何东西。当时，西欧正在向商品经济方向发展，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正在瓦解，领主们越来越体会到金钱的好处，他们也越来越把庄园的产品看作商品，把农产品拿到外面去卖。资本主义的因素正在扩散，西欧历史正在走向转折点。
农奴制解体的第二个因素是农民起义。一般会提到两次比较著名的起义，一次是在法国发生的扎克雷起义，另一次是在英国发生的瓦特·泰勒起义。在西欧，像中国那样的狂风暴雨式的农民起义根本没有，比如瓦特．泰勒起义，和中国农民起义比起来，几乎就是乌合之众。最后也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一定程度促进了农奴制的解体。
整个西欧，包括法国和德意志，都没有出现过规模很大的农民起义。比较一下其他地方，包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地区、奥斯曼等东方地区，都发生过狂风暴雨式的农民起义，规模都很大，但是西欧却没有发生过这种起义。
为什么这样？这与社会结构有关系。中古时期，西欧的社会基础是领地、是王园，农民如果有抱怨、有什么不满，他会把矛头指向各自的领主，而不是国王。每一个领地的农民都只针对自己的领主，于是就不会形成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可是在东方情况就不同了，要出问题整个国家都出问题，而任何地方出问题，人们还是把原因归咎于王朝，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外派机构，抱怨地方政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样，全国性的民众抗争很容易发生。
总之，到中世纪接近尾声时，西欧的农奴制消失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几乎同时，东欧的农奴制却被加强了，与西欧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出现这种反差？一般是这样解释的：西欧混乱，贵族闹独立，抗拒王权，国王只有和城市、商人结成同盟，共同对付封建领主；东欧城市和商人力量弱小，而王权又相对强大，王权必须依靠贵族的支持才能巩固，而贵族不愿意农民流动，他们需要农民种地，要求维持农奴制，王权对这种要求是不能抗拒的，因为它的统治基础是贵族。
欧洲历史步入近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就是形成了众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封建时期的国家结构瓦解的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制度的权力结构是私人性质的，这就造成了封建国家的一片混乱。西欧封建时期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都不如东方几个文明的本质原因就在于内部的混乱。但是从15世纪开始，农奴制解体后，向上收权开始，王权逐渐扩大。于是专制统治代替了封建，国家的概念开始形成，民族的概念开始出现，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步觉醒。
国王浮出于整个社会之上，把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一种大权独揽的制度，也就是专制主义，专制王权，国王一个人统治整个国家，控制整个社会。中世纪的混乱消除了，国家黏结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国王是最高首脑，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专制制度的特征就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国王，一旦这种统治者出现，国家就统一了，中央集权就形成了，混乱就终止了。这种国家有一个社会基础，即多数人属于同一个族群。换句话说，它的基础是民族共同性，专制国王用强权手段打造出一个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早期的民族国家。早期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历史开始的标志，一旦它出现了，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型国家形态的出现，而且还会有经济发展、社会变化等接踵而来。
在长期的反抗战争中，国王的权力变大了，因为战争需要领导力量，没有领导打不赢战争，而领导的力量就是国王，国王指挥了战争，在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战争中，一个强大的权力出现了，那就是王权，王权击败了外来入侵者，同时也建立起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就是专制统治。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在西欧许多地方都发生过，正是在这些战争中，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了。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战争就是”民族解放战争”，这种运动就是”民族解放运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人们的脑子里会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人民反抗西方统治、驱逐殖民主义的斗争，其实在欧洲，同样性质的战争在几百年之前就发生过，正是这些战争缔造了西欧近代的民族国家。
专制王权最早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在“收复失地运动中”国王权力变大。也使得西班牙在查理五世时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通知区域极广。
英国在百年大战以后也向着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当贵族的主体都在内战中被消灭时，亨利·都铎出来收拾残局，把王位夺过去，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就是都铎王朝，而这个人就是历史上的亨利七世。都铎是一个专制的王朝，国王掌握专制的权力，都铎王朝的出现意味着英国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英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贵族打内战把自己消灭掉了，为专制制度的出现扫清了障碍。在封建时期，贵族是分裂的力量，一旦贵族的力量被消灭，专制的君主就可以出现，”封建”时代也就过去了。
法国的王权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不断扩大，国王的领导地位凸现出来，国王也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这就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作用。到1589年，一个新的王朝出现了，就是波旁王朝。波旁王朝的开国君主是亨利四世，这个王朝的出现，标志着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同时，作为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的专制制度也基本确立。但是法国的发展道路太曲折了，国家统一一再受到贵族叛乱的挑战，动荡的局面也一再发生。又经过半个多世纪，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在位），分裂法国的力量即大贵族集团才最终被打垮了。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形成比西欧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专制的权力，路易十四成为欧洲专制主义的典范，他号称”太阳王”。路易十四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朕即国家”-﹣我就是国家！国王把自己和国家等同起来，把自己看作国家的化身，这和中世纪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世纪，国王只是最高领主。
作者针对这段历史写了一段极为精彩的评述：
““
现在我们知道了，许多欧洲国家是在经历了驱逐外来入侵者的独立战争中形成的，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如瑞典、荷兰、比利时、挪威，等等。民族独立战争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国王的领导作用和核心地位突显出来，它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了国家的象征。这以后，以国王为中心，建立强大中央政府，摧毁贵族分裂势力，形成了专制制度，由此而完成国家统一。在欧洲，谁先建立专制权力谁就先发展、先强大，所以在欧洲（当然也是在世界）最早强盛的是西班牙葡萄牙，接下来是荷兰，再接下来是英国和法国，基本上都是早期统一、形成强大王权的国家。说到这里我提醒大家，政治制度不是用你喜欢不喜欢，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标准来衡量的，其实制度之”好”或”不好”，完全取决于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西方的崛起正是从专制王权这种在当时来说是全新的国家制度的出现开始的。由于专制王权的出现，封建的状态停止了，动乱结束了，国家统一了，社会安定了，和平的环境形成了，这种国家形态相对于封建战乱的局面而言自然有它的优越性，有利于社会发展。西方的”发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没有这种新的国家形态，西方不可能超越在当时远远优越于西方的东方。这以后，西方超越东方就成了趋势，直至建立西方的霸权。专制王权的出现是西方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因此，专制王权”好”还是”不好”，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不用”好不好”去判断它，而是看它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对任何一种制度我们都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才是历史的客观态度。
””
集中的国家权力非常重要，是近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但仅此尚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强大的国家还需要另一个因素，就是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加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新的经济活动，那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相比于今天的经济理论，实实在在称不上是一种理论。重商主义学说非常简单，它试图解释什么是财富。重商主义认为，所谓财富就是贵金属，是黄金白银，也就是当时的货币。一个国家要想致富，就需要积累尽可能多的黄金白银，哪个国家贵金属多，它就富裕；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表现在它比其他国家多多少黄金白银，黄金白银越多就越富。这就是重商主义的基本理论。接下来，如何得到尽可能多的黄金白银呢？答案是：经商。农业不能致富，应该以商为本 以商立国，这就叫作重商主义。
但商业必须是对外的，因为如果是国内贸易，那么无论赚了多少钱，都不能增加这个国家黄金白银的总量，不会使国家更富裕。所以海外贸易是关键，大家都到海外去发财，地理大发现就是这么出来的﹣﹣地理大发现的目的是寻找商路，开辟新的贸易航线。同时，另外一种方法也能增加一国的金银总量，那就是抢劫，所以到海外去抢夺金银财宝是可以的，只要能弄到黄金白银，什么手段都行。这样，殖民扩张、海盗抢劫黑奴贸易、瓜分世界等都出现了，我们在近代早期看到的种种现象，都来自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一旦付诸实践，就冲击了整个世界。
重商主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张只卖不买，让黄金白银净流入国内。早期的重商主义国家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都是这样，它们或者拿别人的商品做买卖，赚取很多商业利润，或者连买卖都不做，直接抢劫黄金白银，比如西班牙在美洲就是这样。后来人们意识到，买和卖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东西卖，如果自己有东西卖，并且市场很大，那就能赚钱。于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向生产，主张扩大市场、发展生产，把产品卖出去，去赚取利润。重商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因此更强调生产这个方面，它不再反对进口，只是强调出口要高于进口，顺差越大，赚钱越多。后来英国、法国都走上这条路，它们的手工业生产也就迅速发展起来。
但是重商主义必须是国家政策，特别在早期，没有国家作后盾，任何商人都无法在茫茫大海中寻找新航线，也没有办法在遥远的海外保护自己。海上航行风险很大，得不到王室的支持，远洋贸易是无法进行的。这样，专制主义国家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了，专制的君主需要钱，他们希望快速致富，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于是特别喜欢重商主义理论，用国家的力量支持重商主义活动，”地理大发现”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展开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相结合，造就了15、16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这也是最早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西方崛起的开始。后来，随着世界越来越联结为一体，各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慢慢消失，历史走出中世纪，近代的历史开始了。由此看出，重商主义和专制王权如何在近代的早期改变了世界，两者的结合，是世界走向近代的原生力。
第十讲 近代早期发展 ：
西欧向近代过渡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新的国家形态的出现，二是新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形态的出现。在政治方面，出现了君主制民族国家，也就是专制王中世纪的分裂状态中拉了出来，组建了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共同体。新国家凝聚一种力量体，使那些最早形成民族共同的地区变得比其他地方更强大，西欧也由此进入近，开辟了历史的新时期。在经济方面，专制国家都执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经济理论，也是一种经济政策，重商主义风靡西欧之后，最早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很快形成。
重商主义盛行的结果是”地理大发现”，有时也称为”大航海”，两个词放在一起就突显了那个事件的特征，就是通过”航海”而”发现”了地理。高中历史课本对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介绍的极为详尽，包括不限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传播宗教的目的、相信东方富裕、科学技术与航海知识的提高、希望开拓新的航线促进经济发展。但其实他们之所以不辞辛苦拼了性命也要来东方，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东方富裕。
大航海时代的几条著名航线已经人尽皆知了，因此我并不想再次赘述过程和人物。我想说的是，没有重商主义和王室的支持就没有大航海。地理大发现的实质是国家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追求财富，个人的发财愿望和国家的致富目标结合在一起，造就了重商主义时代的特色。过去人们在谈论地理大发现时，没有把它和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商主义、民族国家的出现、专制王权联系在一起，这就把时代的特点分解开了，无法说明那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
高中历史课本整整花了一课来讲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可见其重要程度。随着”地理大发现”，近代史上一个个重要的事件都出现了：远洋航行、海外扩张、全球贸易、掠夺殖民地、征服世界、瓜分世界，等等。
地图上有一条线叫”教皇子午线”，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第二年，1493年，在教皇主导下，由葡萄牙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签订的瓜分世界的分界线，线以东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线以西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瓜分世界，胆子真是大得很——到这个时候为止，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人有那么大的野心，要想瓜分全世界。
像秦始皇、恺撒那样的统治者，像波斯、罗马、阿拉伯、土耳其那样的大帝国，都不曾设想过瓜分世界，可是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却是两个小小的国家公开声称要瓜分世界，而且真的去瓜分了！这以后，瓜分世界就成了西方国家的习性，谁觉得自己强大了，都要挤进去瓜分世界，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地理大发现之前，东方在很多方面超过西方，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或者是国家整合，东方都比西方更发达。但地理大发现以后，情况反转过来了，西方的优势开始形成。地理大发现对世界整体格局的变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把地理大发现仅仅看作地理的”发现”，只是找到几条海上通道，或者一块新的大陆，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改变了世界。
在大航海时代，东方也有海上壮举，比西方的更雄壮，那就是郑和下西样。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海上探险，都是壮举，都很伟大，可是西方的活动延续下来，东方的活动却戛然而止，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反差？
其实，当时无论从技术上说还是从规模上看，或者从经济实力方面看，无论哪个方面，郑和的舰队远超过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的船队，但东方的航海没有持续下去，西方的航海却留下深远影响，原因在于动机。
按照官方的说法，郑和出海是弘扬国威安抚远人，那完全依赖一个人的意志，就是明成祖﹣﹣明成祖想做，这件事就能做；他不想做了，或者他之后的皇帝不想做了，这件事就停止了。
可是欧洲人的海上探险其目的却非常明确，就是追求财富。财富的诱惑不可抗拒，使一代接一代西方人不断往前走，终于成就了”地理大发现”。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的牟利动机支撑了西方的海上探险。这样，你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说”地理大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因为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跟着资本主义而来的，是我们知道的一切罪恶﹣﹣殖民主义对外扩张侵略抢劫、杀人越货、海盗盛行、瓜分世界、贩卖黑奴，等等，所有这些”恶”都出来了，这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恶的，它的本质是贪婪，是永无止境，并且不择手段。
到大航海时代为止，人类已经发展许多不同的文明，它们都存在了很长时间，各有自己的特色。可是当资本主义在西方形成后，西方的优势逐渐明显，此后几百年中，西方的势力越来越大，最终控制了整个世界，西方文明也似乎要吞没其他文明，迫使它们追随西方，否则就会被消灭。大航海之后的几百年一直是这样，到20世纪仍然如此；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世界都爆发反帝、反殖的斗争时，西方的优势才开始削弱。
即便如此，西方主导的格局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改变，看看近期在中东发生的事就可以知道。当然，从大航海开始，世界渐渐融为一体，各地区不再各自分散、相互隔绝了，相反，一个整体的世界慢慢形成，最终变成了”全球化”。全球化其实很早就开始了，最早的一步就是地理大发现。
当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忙于殖民扩张时，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变革在德意志发生，那就是宗教改革，发起人是马丁·路德，他和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启动了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的重要事件，时间是1517年。
路德的说法大大得罪了天主教会，如果不是有势力的大贵族保护他，他早就没命了。但不少世俗贵族愿意保护他，使教会的迫害意图不能得逞，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有些贵族确实不能接受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神学思想，而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能被他们接受，他们相信马丁·路德是正确的。
其次，对多数世俗贵族来说，路德的理论对他们有利。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它能从整个西欧得到十分之一的财富，叫”什一税”，世俗贵族尤其是大贵族很讨厌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些财富原本应该归他们所有，可是教会把它夺走了，而依照路德的思路，一旦把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搬开，那笔财产就会落入贵族们之手。其实，他们想要的还不仅是”什一税”，中世纪的教会非常富有，它占有大量土地，拥有无数金银财宝，教堂自身就是财富，不仅教堂建筑，还有教堂中陈列的圣器、宝物、典籍等，都是价值连城，早就被世俗贵族们所觊觎，因此他们很愿意接受马丁·路德的说教。
第三个原因是，在那个时代，新型国家正在形成，世俗君主们都希望强化自己的权力，控制整个社会，但教会是一种分权的力量，在中世纪和王权抗衡，所谓”上帝和恺撒各管一摊”。所以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世俗统治者都希望剥夺教会的权力，将教会控制在自己手里。出于这样一些世俗的理由，许多贵族就愿意接受马丁·路德的教义，将它用作加强自己权力削弱教会势力的工具。但这样就使德意志贵族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支持马丁．路德，另一部分继续站在天主教阵营，双方势均力敌。
起初，分裂只存在于神学论战中，但很快就转变成贵族之间的战争，最早出现的是”士马尔卡登战争”(1546-1555)，以后演化成欧洲大战即”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欧洲大战，也被看作第一次近代战争。战争结束时德意志被彻底粉碎，变成了一盘散沙。我们可以看下面这幅地图上这些斑斑点点，每一个斑点都代表一个几乎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
当时，德意志土地上有三百多个邦国（是大贵族的领地），一千多个帝国骑士领地，和几十个自治市。这种分裂的状态使德意志落后了两百年，因此对德意志来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次巨大的灾难，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宗教改革却成了团结民族、统一国家，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思想工具，为构建和巩固民族国家奠定了精神和意识形态基础，其中最典型的地方就是英国，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除英国之外，新教在荷兰、北欧（包括瑞典、挪威、丹麦）成了国家宗教，变成铸造强大国家的精神武器。宗教改革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可是德意志却因此而完全破碎了，德意志发动了宗教改革，却变成宗教冲突的牺牲品。
路德的新教义分裂了天主教，形成了新教。”新教”在汉语里顾名思义，是”新的宗教”，是相对于旧的宗教即天主教而言的。但在西文中”新教”一词是Protestantism，即”抗议”，并没有”新”的意思。英文中这个词源出于 protest，是指马丁·路德的抗议，体现新教徒对天主教会的抗拒心理。
新教中有好多派别，最重要的一个是路德教，这是路德自己创建的教派。此外还有三个重要的派别：一是荻温利派，茨温利是创始人，后来衍生出浸礼会派或再洗礼派；二是安立甘派，就是亨利八世改革以后的英国国教：第三个是加尔文派，由法国人加尔文创立。
这些不同派别在神学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但现在说起来就很复杂，而且显得琐碎，尤其对中国人来说就更加难懂。即便对西方人而言，那些细微的差别在今天看起来也会让他们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差别太小了，为了那么一点点差别，在那个时代会发动巨大的战争，打得不可开交。每一方都说上帝站在自己一边，别人等同于魔鬼，于是矛盾就不可调和了，必须你死我活。今天的人已经不能理解那种情况了，可是当时的人确实是如此。
此处再对加尔文派多说几句，因为加尔文的理论有点特别。加尔文比路德更加强调”先定论”，他把上帝的决定推演到极端。但加尔文在极其严格的”先定论”的坚壁上却打开一道缝，这道缝特别有趣：他认为尽管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能否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意志、谁也不可改变；但人在生命的旅程中仍然可以依稀感觉到某种东西，似乎是暗示——你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接纳，或者被上帝抛弃。
是什么在做这样的暗示？是人们的成功。有些人事业成功，有些人失败，成功也许暗示着获救，暗示他是上帝的选民。这样，成功和获救就联系起来了，通过暗示，人们猜测自己的命运。后来，到了19世纪下半叶，有一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一个理论，他说资本主义起初是在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强大的地区形成的，原因是这些地方的人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就努力工作，看自己能不能够成功，用这样的办法来窥探上帝是否会给他恩赐。这种强大的动力激发人们去奋斗，去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从而争取成功。马克斯·韦伯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其基本思想就是这样。
这个理论后来产生巨大影响，因为在韦伯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去探讨资本主义是怎样形成的，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说法；但马克斯·韦伯第一次把伦理、精神的动力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精神力量、思想力量是触发资本主义的重要诱因，虽说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
当然，我们今天去看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会发现它在很多情况下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马克斯·韦伯在写书时脑子里装的是英国，可是英国的主体地区英格兰并不信奉加尔文教，信奉加尔文教的是苏格兰；另一方面，作为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地的英格兰，它的”国教”在所有新教派别中，又是最接近于天主教的。所以韦伯的理论在英国的实例上就发生了动摇。如果说韦伯的理论在英国站不住脚，那么在其他地方也许更站不住脚。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说韦伯的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其实很有道理。他第一个把精神问题、信仰问题和资本主义的发生联系起来，指出其中的关联。只是这种理论并非一点毛病都没有——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样，新教派别就很多了：路德派、茨温利派、浸礼会派、加尔文派、安立甘派，等等。这些教派在教义、礼仪、宗教理论诸方面都有不少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承认教皇的权威，不承认罗马教廷。这使新教在那个时候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一旦人们否认罗马教廷的精神权威，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和上帝直接沟通，那么每一个人就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而对宗教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样，基督教仍然存在，对上帝的信念仍然存在，但自由的思考已经形成了，一百个人读圣经可以产生一百种理解。
不过，并不是天主教才对人们的思想造成束缚，新教可以同样固执，同样造成思想束缚。新教各派也迫害信仰不同的人，和天主教对新教的迫害没有两样。在那个宗教极端的时代，谁都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是真理的拥有者，为了信仰，为了”真理”，为了”上帝的事业”，人们互相争斗，彼此打得死去活来。那个时代是宗教战争的时代，马丁·路德以后，西欧在差不多一个世纪里深陷在宗教战争中，不仅德意志如此，整个西欧都是这样，都在打仗，甚至中欧也在打，而战争的理由就是信仰不同。
直至现在，西方仍然以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为理由发动战争，并且把它说成是”解放”别人。不同的是，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信仰的因素可能更强烈一些，人们有更加虔诚的信仰；而现在，意识形态被用作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些借口连发动战争的人都不相信。我们看看现在中东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
回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的目标是摧毁现有体制，重建一个教会组织，路德教会由此产生。原有的教会就进行抵抗，抵抗的方式是它也改革，不过改革的目标是维护原有的体制和结构，让现存教会延续下去，这就是”反宗教改革”。所以反宗教改革也是改革，只不过它的目标是维护现有体制、不让路德的改革将其摧毁。
马丁·路德的出发点本来很单纯，他讨厌教会腐败，因而反对教会腐败；但反着反着就触及天主教的根了，最后变成”挖根运动”，要挖掉天主教的根，摧毁罗马教会。渐渐地，罗马教廷也看出了问题所在，问题就出在腐败上。所以，为了保护天主教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反腐败，自己反腐败，根治腐败，把腐败清除了，地位也就巩固了——当时的教廷就采取了这种对策。
一连有好几个教皇都决心根治腐败，而且确实做得不错，这很不容易，因为自我革新非常艰难。罗马教会中连着出现了几个廉洁的教皇，他们兢兢业业，决心很大，把腐败的官员撤职了，任用有能力、有奉献精神的人担任高级职务，再由他们去撤换一层一层的腐败分子，最终把局面扭转过来，至少把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克服了。这样，天主教会就重新站住脚，再一次取得信徒的信任；如果不出现这样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会可能早就崩溃了，早就没有了。
